乡村功能与乡村空间形态变迁是乡村转型的2个重要维度，其中乡村功能的历史演化又是导致乡村空间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所经历的乡村衰败、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乡村功能逐步演变的过程。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乡村危机更加痛苦而漫长，需要政府力量发挥主要作用以推动乡村走出危机，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既是当前乡村功能转型的背景，也是乡村功能转型的目的。

乡村的功能演变过程与乡村地域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结构、生产力水平等基本要素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西方国家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是导致乡村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发展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乡村工业的发展等使乡村地域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乡村功能发生动态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人口缓慢上升，自1992年开始，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发生积极的变化，以政策、法规的颁布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向城市和工业流动。1995年中国乡村人口达到顶峰，之后乡村人口持续下降，2020年乡村人口下降到50 979万人（不含港澳台地区）（图1）。农业人口的持续减少使农业生产方式和人地关系持续转变，乡村的“农业生产功能”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农业人口减少更进一步推动了机械化、化学化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提高；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普遍存在。乡村的“居住生活功能”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过程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空心村”成为乡村人地关系要素配置失衡的重要表现。同时，在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下，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排放、农业生产非生态化、农村生活垃圾污染严重等问题突出，乡村的“生态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以“乡村病”为主要特征的乡村衰败日趋严峻，乡村成为中国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

复兴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并顺应乡村发展趋势和实际，拓展及优化乡村功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是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之一。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5个方面的内容，在为乡村振兴指明方向的同时，实则也指明了乡村功能优化和转型的方向。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基于此，将乡村振兴这一重要国家战略与乡村功能研究关联起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乡村功能优化和转型，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和重点。

乡村场域作为乡村人口聚居地，是由乡村居民、自然生态、社会、乡村建筑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乡土文化传承、乡村公共服务建设及农民社会交往的空间平台。与城市相比，乡村具有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多种特有功能。陈锡文认为，乡村功能主要包括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功能、提供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功能、传承优秀乡村传统文化功能3个方面；刘进军等指出，乡村除了具有农业的衣食功能外，还有产业发展功能、文化科普功能、旅游观赏休闲功能、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功能。总体来看，研究者对乡村具有生产功能、生活和文化传承功能、生态功能这3方面功能已达成共识。乡村是人地关系调整的核心和关键，在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中起关键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演变，尤其是随着“第二代农民”进城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开放，乡村所具有的传统农民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场景逐渐改变，乡村在历史上所具备的组织治理功能也逐渐弱化。然而，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乡村空间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并未随之优化，功能衰退以一系列“乡村病”的形式表现出来，乡村功能弱化、病态化导致乡村衰退。

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扭转乡村衰退趋势，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推动乡村功能复兴和优化，激活乡村振兴的内驱力。中国要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乡村功能就必须向“经济+社会+自然+文化+治理”复合生态系统优化转型。乡村功能是宏观乡村振兴战略到微观乡村建设落实的中介和桥梁，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具体机制，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的乡村功能转型研究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乡村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乡村振兴作为乡村发展的目的，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乡村功能的优化和转型，包括农业生产功能、居住生活功能、生态保障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以及乡村组织功能优化和转型，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和活力，从而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所依附；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又可以为乡村功能优化转型提供方向引导和政策支持，从而实现乡村功能转型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互动。相反，乡村功能僵化弱化，则会导致生产不兴旺、人才流失、乡土文化没落等“乡村病”愈发严重，乡村振兴战略有关政策的实施，只能“输血”而不能形成“造血”功能，则会进入乡村功能弱化与乡村进一步衰退之间的恶性循环。乡村功能与乡村振兴之间双向循环互动机理，更进一步揭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功能转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乡村地区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区域。乡村空间格局中农业生产空间占据主要部分，农业生产功能作为“三生”空间功能的物质基础，为农村生活提升、农民收入提高和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提供支持。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乡关系从对立逐步走向融合的过程中，乡村空间的生产功能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功能演化为“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工业生产”复合生产功能。然而，当前中国乡村空间系统普遍存在农业生产面源污染严重、农产品附加值低、乡村工业污染排放严重等问题。从数量上看，乡村生产功能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提升；但从质量上看，乡村生产功能破坏日趋明显。因此，乡村要振兴，首先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这就要使乡村生产功能复兴、优化、转型，不仅表现为生产数量提高，还表现为生产质量优化。

乡村产业振兴包括乡村产业生态化和乡村生态产业化两方面。产业生态化是乡村生产功能优化转型的方向之一。通过农业绿色生产减少面源污染，乡村空间系统内建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工业生产之间的循环闭环，延伸拓展产业链，增加绿色优质产品供给，推动乡村生产功能优化转型。生态产业化是乡村生产功能优化转型的又一个方向。如果“绿水青山”不能变成“金山银山”，乡村居民不能从生态环境保护中获益，则易于出现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的后果。乡村空间范围内的绿色资源可转化为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可增加生态产品供给。

尽管乡村人口总体呈减少趋势，但目前中国仍有50 979万人聚居在乡村，乡村空间是乡村居民生活和交流的空间载体。乡村生活空间功能由乡村居民点、乡村建筑物、乡村道路、乡村宅基地旁绿地等构成。在悠久的乡村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形成系统的乡村文化及建立其上的民间信仰，是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导致大量乡村居民向城市流动，乡村聚落的生活功能逐渐弱化，乡村宅基地资源闲置荒废导致的“空心村”问题不利于农民生活居住水平的提高和居住质量的改善。包含农业、工艺、建筑等在内的乡村文化功能随之弱化，一方面导致乡村地域文化特征、珍贵的乡村文化遗产有逐渐消失的趋势，另一方面文化功能弱化、乡村文化自信缺失，会进一步导致乡村人才流失，乡村衰退加剧。因此，乡村要振兴，必须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振兴就是要在乡村聚落生活空间以文化人，引导乡村居民在文化滋养中主动建设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乡村空间，完善其生活功能。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了“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乡村文化振兴一方面包括复兴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乡村凝聚力的文化资源支撑；另一方面还要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现代化的政策视野和理论资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

乡村生态空间发挥生态功能，生态功能是满足区域内外人类生存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乡村空间具备特有的生态调节功能和生态支持功能，即通过乡村空间系统发挥调解气候、净化空气、减缓自然灾害等的能力，以及通过农业生产发挥保持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等的功能。

生态环境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农业化学化、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使当前乡村生态环境普遍恶化，极大程度影响和制约了乡村进一步发展。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乡村生产力，优化乡村生态功能才能保障乡村生活功能正常发挥。因此，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维度和关键的一环。乡村生态振兴能够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乡村生态功能的强化和改善有助于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推动乡村生活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的优化。

基于“三生”空间系统的内在协调，乡村生态功能的强化和改善与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的优化转型密切相关。大力推动乡村产业生态化、有序推进乡村生态产业化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也有效改善了乡村的生态功能；在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培育和弘扬乡村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可探索乡村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共同推进的路径。

乡村“三生”空间系统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乡村空间是乡村地域内部各种经济社会要素及活动的空间载体，多主体、多空间、多功能的特征决定了乡村“三生”空间范围内组织功能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历史时期，乡村基层组织在中国乡村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核心就在于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及动员体系。乡村空间结构变迁即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结构及比例的演变过程中，乡村基层组织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履行其组织功能。然而，在中国乡村衰退、乡村各项功能异化愈益明显的同时，乡村的组织功能弱化也较为明显。研究者认为，自中国进入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新一轮的问题。乡村免收农业税费以后，乡村基层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弱化，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乡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财力，实践中干群关系疏离、乡村治理无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缺乏的现象普遍存在。

基于此，乡村组织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乡村组织振兴就是要推进乡村组织功能的完善，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协调能力，通过组织功能的完善有效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优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

无论是乡村空间“三生”功能优化转型，还是乡村组织功能强化转型，人才都是其中最具活力最主动的因素。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与2010年相比，乡村人口减少了16 436万人，乡村人口流向、乡村人才培养目标与乡村振兴目标存在偏离。乡村功能的优化转型对人才的需求超出了当前乡村人口的能力范围，各个地方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已经开始在人才领域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瓶颈。

研究者从激励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城市人才入乡参与乡村治理、引导农业高校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等不同角度讨论乡村人才振兴的途径，认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然而，乡村振兴、乡村功能优化转型仍然面临着乡村人口外流、人才紧缺问题带来的双重夹击。因此，急需把乡村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核心引擎和关键环节，强化乡村人才振兴对乡村功能优化转型的保障作用。

作者：李繁荣